来自 文学资讯 2019-11-16 00:23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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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分类对照表》同时为读者提供了新版古籍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以下简称《善本书目》)编辑工作始于1978年国家文物事业局在南京召开的会议,会议制定了书目的《收录范围》、《著录条例》及《分类表》。尔后,《善本书目》的分类即被许多图书馆先后采用,如上海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和杭州图书馆等。1997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了“善本书目”子部和集部,费时近二十年之久的国家古籍善本大型书目终告全部完成。《善本书目》在《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经、史、子、集四部的基础上增设丛书为五大部;由原来的三级类目析为四级类目;部、类、目由原来的114个增扩为220个;《善本书目》删改了《总目》部分不合理的类目,如删去旧有的别史、载记、圣贤、名人等类目,将正史类改为纪传类,以及对部分类目的位置与归属进行了调整(对原定《分类表》的部分类目亦作了变动)。《善本书目》经过对《总目》的类目增删调整后,超越了《总目》封建道统的分类意识,改进并弥补了《总目》分类失当的弊病与不足,为全国图书馆馆藏古籍的类分,提供了较为可行的样式,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目前,我国各图书馆正致力于书目数据库的建设,古籍作为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必须纳入建设之中。然而,由于古籍的特殊性,古籍分类在我国一直没能统一,这无疑给古籍书目数据库建设带来诸多不便,而且,直接影响其质童,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笔者从事古籍的整理编目以及读者接待、咨询工作,以下试就如何改进对《善本书目)的利用,强化其检索效应与导读功能,撰为此文,以期使馆藏古籍更好地为读者检索利用并起到古籍导读的作用。

1古籍分类的现状

1绘制《古籍分类法对照表》,以揭示馆藏古籍所采用的传统分类与新式分类的对应关系,使其在古籍读者中能真正起到双向的检索与导读工作

古籍分类在古籍目录编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提供读者按学科检索古籍,而且还起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直接关系到古籍目录的质量和利用。据调查,我国各馆古籍馆藏目录尚在继续编制修订中。藏书规模较大的图书馆,历年来均编有卡片式及书本式的馆藏古籍目录,未完成馆目录的也正在补齐目录[1]。1987年,由中国“全国文献工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起草的《中国古籍著录规则》由国家标准局颁布,1992年对其进行了修订,使古籍著录更接近国际书目规范。而且,1993年以来,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织国内部分图书馆开展编纂《中国古籍总目》工程,并计划在本世纪末完成该项目。但是,由于古籍目录编制前后经历数十年,其间因人成事、各自为政,在所难免,加之世事干扰,人员变迁,使目录编制质量并不太高,反映在古籍分类质量上尤甚。一是各馆采用分类法很不一致。有人做过统计,在被调查的17个图书馆中,对线装古籍的分类,使用《中图法》的2个,《科图法》的1个,《东北法》的1个,《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以下简称《善本书目》)分类法的3个,王云五《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的1个,刘国钧《中国图书分类法》的3个。皮高品《中国十进分类法))的2个,北京图书馆《中文普通线装书分类表》的1个,《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分类法的2个,总计10种不同的分类法[2]。二是藏书较丰富的图书馆,因古籍目录形成于各个时期,采用的分类法也很不一致,有的一个图书馆就采用了几种不同的分类法,如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曾采用三种分类法[3]。,北京图书馆也是这样,对古籍的分类使用了不少于四种的分类法。在线装书中,善本书使用“四库法”(又称“四部法”),除善本以外的线装书,则使用了《中文普通线装书分类表》,即15大类分类法;在平精装书中,1974年以前使月刘国钧的《中国图书分类法》,1975年以后至今,使用《中图法》[4]。古籍分类如此混乱和复杂,使质量受到影响。目前,一些有条件的图书馆已开始了古籍分类书目数据库的建设,目的就是为了使古籍真正做到资源共享。这就要求改变以前分类混乱状况,采用统一的分类法,编制规范标准的古籍书目数据库。

编制《古籍分类法对照表》,既能从中看出所采用传统分类的《善本书目》与《总目》在类目设置上的沿袭、增删以及调整情况,又可以揭示该传统分类法与《中图法》类目上的不同。这有助于读者认识和了解传统的分类及类目在今天通用的《中图法》中属于哪一学科和类目,以达到“以类求书”的目的。建国后,经专家学者整理,通过校勘、标点、注释、今译或影印,新出版了大量的古籍及古籍研究专著,丰富了古籍利用的品种与范围。但是,由于新版古籍的分编所采用的是《中图法》,其分类和庋藏都与版本古籍不同,这就给读者的检索与利用带来了不便。《古籍分类对照表》同时为读者提供了新版古籍的检索途径,读者可以在版本古籍阙如的情况下,继续利用《中图法》在新版古籍中进一步检索。这在一定的程度上可弥补版本古籍的藏量不足,以扩大古籍的利用范围,并借鉴古籍整理与研究的最新成果。

2古籍分类的依据和“四库法”的修改

2撰写古籍类目小序与总序,改善书目工作

2.1同时采用《中图法》和“四库法”作为古籍分类的依据

《善本书目》大体依《总目》分类排比,仅各类目酌予增删修订,类目术语大都采用传统的,其立类标准也不完全按学科内容为主,与通用的《中图法》的分类语言或主题语言不相一致。如《善本书目》的子部“谱录”类,属于辨体类目,直接沿用《总目》而来,而《总目》则是承袭了宋代尤袤《遂初堂书目》的做法。《总目》在分类及类目的设置上,参考了此前大量的公私书目,“皆务求典据,非事更张”,即类目的设置皆有所本,不作轻易变动。该“谱录”类所收之书涉及多门学科:如花草树木、鸟兽虫鱼、茶酒食品、刀剑玉鼎、文房四宝,等等。按《中图法》的分类,它们应分别隶属于生物科学、食品科学以及工业技术等类。可见其立类标准难以准确揭示文献的主题内容。况且子部谱录类器物之属与杂家类杂器之属亦不易区分。其他,诸如一些含义相近的或容易混淆的类目,读者也不易辨识。如:经部与子部儒家类的区别;经部乐类与子部艺术乐谱之属的区别;经部小学类训诂之属与字书之属的区别;史部政书类军政之属与子部兵家类的区别;史部政书类法令之属与子部法家类的区别;史部地理类专志之属寺观与祠庙的区别;子部天文算法类算法之属与术数类数学之属的区别。等等。

中国古籍究竟怎样分类?这个问题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编制《善本书目》时,曾引发一场全国性的大讨论。主要有二种意见,一种主张采用《中图法》,另一种主张采用“四库法”。虽然《善本书目》的分类法不是与《总目》一脉相承,但这两方面的意见仍未能得到统一。究其原因,归根到底是由这两种分类体系的根本不同造成的。《中图法》是以现代科学分类思想为指导,以现代科学体系为基础而编制的;而“四库法”是从封建社会独尊儒术的思想体系出发,反映了封建社会的学术思想体系。两者是无法兼容的。它们在类分古籍上各有千秋,各有其独特的优点,难于相互取代。“四库法”作为反映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历史文化的分类方法,体现了古代学术发展的情况,在学术研究方面可以达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的。一般历史研究者和古籍整理者都熟悉“四库法”,是他们研究古代学术发展史和古籍的重要手段;而《中图法》是以现代人的观点来研究类分文献的方法,它打破了“四库法”传统的分类要求。比如,它将“四库法”中经部的内容,按照现代科学的标准,散分到哲学、历史、语言文字等门类,完全打乱了原有的学术体系,不便于研究中国学术发展和古籍发展的需要。但是,《中图法》适应了现代科学的需要,适应了现代人的思维方式,适合当代广大读者的一般需求,可以使一般读者或对“四库法”不熟悉的读者通过它来检索到所需的书目数据信息。因此,《中图法》与“四库法”虽然不能相互取代,但能优势互补,所以在古籍书目数据库建设中,采用两种分类法同时对一部古籍分类比单用哪一种分类法都更好,两法的分类结果互相校正,使书目数据库质量更高,形成两个完整的分类检索体系,既为读者提供了两种检索途径,又可满足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读者需求,更加方便了读者。

准确理解古籍分类体系中的每条类目含义以及类目之间的区别,这对图书馆的编目人员来说,也并非易事。而图书馆的古籍读者,一般并不同古籍直接见面,他们了解图书的方法,除了与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接触以外,在目前,针对某些图书馆尚无专门的古籍书目数据库代读者检索的情况下,只能依靠翻检目录卡片来了解馆藏的古籍情况。古籍分类目录虽能为读者揭示较为完整的某一学科或专题的藏书体系,但是对不甚熟悉古籍分类目录体系及类目含义的读者而言,仅仅从古籍分类目录卡片或书本式目录的类目设置上来查看,则不易判断和辨识各个类目的内容范围以及上述所举的容易混淆的类目之间的区别,从而在一定的程度影响了读者对古籍的检索利用。

2.2“四库法”的修改

《总目》卷首凡例云:“四部之首,各冠以总序,撮述其源流正变,以掣纲领。四十四类之首,并各冠以小序,详述其分并改隶,以析条目。如其义未该,则或于子目之末,或于本条之下,附注案语,以明通变之由。”我国古代目录学的优良传统,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正是通过著录款目、分类、类序、提要及案语等来实现的。“辨章学术”就是将各门学术条分缕析,辨别清楚;“考镜源流”就是撮取古今学术发展的史料,通过比照鉴别,溯其源流正变,借用学术分类和学术史的方法和知识,提高目录质量,以达到使读者“即类求书,因书究学”的目的。

这里所谓“四库法”未必就是《总目》、《善本书目》或《中国丛书综录》(以下简称《综录》)等,而是泛指一种在分类代码、分类构架、分类原则等多方面坚持了传统分类特征的分类体系。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传统的“四库法”的许多方面已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应在其基础上进行适当修改与调整。现在正在编制中的《中国古籍总目》是采用的“四库法”[5],毫无疑问,它应对“四库法”作一些改进。在这里笔者对“四库法”的修改提几点看法。

小序(包括总序),是我国目录学中的重要体制之一,肇始于汉代刘歆的《七略》。小序,就是在目录书的每一部或每一类的前面或后面,用简扼的文字说明这一部类学术的起源、演变及其盛衰、优劣与得失。小序除了说明各门类学术的渊源以外,还说明各门类学术在历史上的演变、分合情形与各学术的关联。其价值在于不仅可以指导读者研究学术,并且提供了在相关各类别中寻找资料的线索,这是我国目录学所独有的特色。《善本书目》这部具有类分古籍指导意义的国家大型书目,囿有编撰体例,或限于书目的篇幅,不具小序体例,而使用《善本书目》分类法的图书馆却有必要继承小序体例的优良传统或开创新例,即需要为古籍类目撰写小序(或称类目解说),使读者读后对此门类有一个概况的认识,从而发挥其为读者指示学术门径、辅导阅读的作用。

增设大类。明朝时,丛书不多,乾嘉以后,丛书大量刊行。《总目》未能列出丛书子部,是其一大溺点。《综录》是古今丛书目录的集大成者,它从丛书的广义概念出发,即将任意汇集两种或两种以上专书而别题一名者称做丛书,因此首先将丛书区分出综合性和专门性两种,按丛书内容分为汇编、类编两大类。而《善本书目》则是从丛书的狭义概念出发,将汇集同部类的书称作丛编,分入各类,将汇集各部类的书称作丛书,专立丛书部,与经、史、子、集并列。其丛书部分分为:汇编类、地方类、家集类、自著类,即只考虑综合性丛书的区别。它的这种设置是可行的,只不过那时是专门为古籍善本制定的,如果仅以四个类目来区分数以千计的所有综合性丛书,则显然不够了。因此,修改“四库法”时,要将丛书单独列类,与经、史、子、集并列,下面分为汇编类、地方类、氏族类、自著类,还要以此四类为纲,设置子目。

3馆藏古籍的综合性丛书,子目宜各入其类,以方便读者检索并扩大读者的利用范围

添加子目。“四库法”除了大类扩充外,子目也需增加。如地方志是古籍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一些图书馆设置了专藏,并编有方志目录。另据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统计,方志达7000多种。可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目录,包括《善本书目》和《中国地方志综录》,都把“方志”设在“史部·地理类”,与“杂志”、“专志”、“山水志”等并列三级类。这不仅于方志的发展和实际藏书极不相宜,而且也不能充分揭示方志的性质。因此,调整“方志”的类属是十分必要的,应将其从史部三级类目提到二级类目。此外,医学、笔记小说、天文算法、术数等类目也应予提高。从总的方面来看,《综录》、《善本书目》等所设立的类目比《总目》都增多了,有的子目下又做了进一步区分,已出现了四级类目。在同位类子目的设置中,安排带有一般性质的类目。这样可使同位类的一组子目有总体和部分之别。杂论性的类目设立,则可保证同位类中的其它类在收书方面更为单纯。修改“四库法”时可吸取这些方法。

《善本书目》在《总目》经、史、子、集的基础上增加丛书为五大部,下设汇编、地方、家集、自著共四类。

吸收专科目录学的成果。由于收书的局限以及其他原因,“四库法”的部分类目是不健全的,如金石、书画、释家等类。实际上,我国古代的金石学、书画学、佛学等学科,经过长时期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各自的学术体系,并有了相当数量的书籍。然而在“四库法”分类系统中,这些学科的发展水平和成就却并未得到应有的反映,是“四库法”分类系统中的薄弱环节,也是亟待修改的重点所在。由于这些类目往往专业性比较强,应建立与其学术体系相适应的分类体系,除了在书籍收录上求广求全外,还需要对这些专门学问有全面而深入的把握。这就给修改工作造成相当大的困难。在这方面,专家编撰的专科目录可以为我们提供极大的帮助,或者说,吸取专科目录的成果是完善“四库法”的分类系统的一条重要途径。

《善本书目》编例说:“经、史、子、集四部中,同一部类之书汇编为丛书者,俱入所属部类。”而综合性丛书,因其保存了极为丰富的古籍资料,辑录了许多名家名著和极难寻觅的零篇残章,从中可看到一代甚至几代的历史、文学乃至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面貌,故为文史工作者和阅读古籍的人所重视。由于综合性丛书内容庞杂、类无专属,是汇刻多种独立的著作而成,因而编目应该与一般目录有所不同,不仅要反映它的本身,更重要的是还要反映它所包含子目的类目属性。由于《善本书目》对综合性丛书的处理,仅按照体裁和地域分类,而没有子目分类的编制,所以不能反映出综合性丛书的学术内容与类别,读者也无法从古籍的分类中查找,因而限制了读者对古籍的利用范围。如,宋代欧阳修的《易童子问三卷》,本是作者关于《周易》的专著,同时编入《欧阳文忠公全集》之中,单行本即不传。该全集依《善本书目》的分类法则应编入丛书部自著类。而研究《易经》的读者就无法在易类中找到这部著作。针对此情况,可借鉴清代目录学家章学诚的“别裁”法,即凡是一部书中包含有几种著作,将其中与全书不同隶属在一类的著作裁别出来,各按其内容,分别著录在它们应入的部类中。

增加标记符号和注释。《中图法》具有现代分类法的特点,其实用性是“四库法”不能比拟的。《中图法》采用了标记符号,标记符号能够表明各个类目在分类体系中的先后位置,便于分类和借还图书,便于排卡排架。如果没有标记符号,那么数以万计的类目,就会叫人眼花缭乱,就会给实际工作增添很多麻烦。如《总目》尽管只有四大部,十四类六十五属,类目少得无法和《中图法》比,但是因其没有标记符号,却使人不胜其烦。《中图法》的注释也比较详细,对于类目间的关系和分类方法等有具体说明,使用起来十分方便。对于可以隶属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学科或事物的类目,《中图法》采用了交替类目和参见类目。这些都是修改“四库法”时应该借鉴的。

关于丛书的著录,1959年上海图书馆主编的《中国丛书综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它在编辑“总目分类目录”的同时,建立“子目分类目录”,为读者提供了多角度的检索途径,使用起来十分方便。目前采用《善本书目》分类的图书馆,为保持其分类体系的一致,在按照丛书部的汇编、地方、家集、自著四大类分编以外,可以将所有馆藏综合性古籍丛书子目拆散,与单行的古籍一起分类编次,分别归入其所属的类目,并注明其出处,使读者在古籍分类目录中,按类求书,就近取阅,以扩大古籍的利用。

增设各种复分表。《中图法》附有多种复分表,复分表既可以缩短分类表的篇幅,又可以增加细分的深度,增强分类表的灵活性和伸缩性。其中,《中国地区表》和《中国时代表》对于古籍最有用处,前者便于我们类分地方史志、中国地方文学史、中国地方作品综合集等,后者便于我们类分中国法制史、中国经济史、中国教育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农学史等各种史书。“四库法”应增设这些复分表,把复分表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以增强灵活性和实用性。

以上论述的三点,是笔者从本馆怎样利用并改进《善本书目》的分类目录作为思考的起点,围绕凸现古籍检索与导读功能这个中心,向读者披露一个有内在联系的图书馆古籍藏书体系;从古籍利用的角度,绘制《古籍分类对照表》以打破古籍藏书新、老版本的分类与庋藏的不同界限,提供多角度的检索途径;撰写小序,揭示每一类目所包含的内容范围、学术渊源和辨识类目异同以发挥目录学的功用;利用综合性丛书,如何采用“别裁法”来方便读者检索并扩大古籍藏书范围。把它编成小册子或作为编写古籍书本式目录时的参考,使之成为古籍目录组织的有机部分。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1][3]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中国图书馆古籍工作的现状与展〔J〕.津图学刊,1997,(1).

[1]〔清〕永溶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

[2]卫建平.从17个图书馆看古籍分类的现状〔J〕.晋图学刊,986,(4).〔

[2]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996

[4]刘刚.浅淡古籍书目数据库建设的若干问题〔J〕.北京图书馆馆刊,1996,(l).

[3]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第三版).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

[5]王运堂,李勇慧.关于善本古籍书目数据库建设的回顾与思考〔J〕.中国图书馆学报,1999,(2).

[4]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作者简介:郑贵宇(l955一),1978年华中师大数学系毕业,1992年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毕业,l997年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访问学者。现任湖北三峡学院图书馆采编部主任,副研究馆员。在《中国图书馆学报》、《大学图书馆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

[5]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合编.图书馆古籍编目.中华书局出版,1985

[6]昌彼得撰.版本目录学论丛(第二辑).台北:学海出版社,1977

[7]罗盂祯编著.古典文献学.重庆出版社,1989

[8]马宗霍撰.中国经学史.上海书店出版,1984

[作者简介] 仇家京,杭州图书馆馆员。杭州31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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