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文学天地 2020-03-25 13:51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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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对土地改革的群众运动进行妖魔化的渲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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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发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已经快三年了,人们普遍感觉到,作家们开始以热烈的姿态拥抱现实了,深入生活、深入群众的自觉性也增强了,看待生活与历史的眼光更加客观了。但冷静梳理当前的创作现状,我们还是沉重地发现,总书记讲话中严厉批评的一些文艺弊端依然存在,甚至有烈火烹油之势。可见,更加深入持久地学习宣传贯彻总书记关于文艺的一系列重要精神,还任重道远。

长篇小说《软埋》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文艺界的一个典型代表。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批评,我觉得十分必要,对于更好地运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和一系列指示统一思想认识,消除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对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的思想毒害,一定会起到积极作用。

我们先回顾这段时间来被广泛关注的文坛几件事:

一、《软埋》全盘否定中国土地改革伟大斗争,存在严重的政治错误

一是在对人民革命怀有刻骨仇恨的作家张贤亮去世后,受到众多媒体的一片赞扬。还有人在回忆文章中大放厥词,认为张贤亮一生始终处在禁欲与纵欲两个极端形态中生活,这一切都是因为政治;认为是张贤亮“纯真”的人性才唤醒了无数人的人性。对人性的庸俗理解一直潜藏在文坛,这股思潮或是脱离人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而孤立地表现所谓超阶级、超社会、超历史的人性;或是把人性还原为动物性与生理本能,并认为这是最有深度的人性;或是提倡一种抽象的情爱,致使性描写泛滥,私人化、隐私化写作流行。

新中国成立前后,我们党领导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消灭了延绵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千年梦想。几十年来,全国各族人民和各界人士,对土地改革的合理性及其伟大意义有着最高的共识,就连国际反华势力也少有拿土地改革来批评新中国的。被赶到台湾的蒋介石集团,总结败亡的一条教训,就是在统治大陆期间没有进行土改,到台岛很快地也搞了土改。土地改革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必然成果和伟大成就,是解放军得以打败国民党军队、新中国得以建立和巩固的重要基础,是我国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前提条件。

马克思曾经说过,工业的宦官为了诱取金鸟,不惜想方设法激起消费者卑鄙下流的欲念,然后让消费者主动、乖乖地从口袋里掏钱。在它的影响下,一些人将自己束缚在物欲、情欲、表现欲、支配欲等等低级趣味上,把追求感官享乐作为人生的唯一目标,将文学当作宣泄本能欲望的跑马场,或消解一切崇高的腐蚀剂,或猎取金钱、荣誉、地位的敲门砖。对这种磨灭意志、瓦解凝聚力,让阅读者精神世界一天天走向浅薄、空虚的思潮和伴生的作品,我们必须是毫不留情地当头棒喝,决不能让其畅通无阻,误导和贻害大众。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身为湖北省作协主席的方方女士,竟冒天下之大不违,站在已被消灭的地主阶级立场上,用假造的历史,对土地改革进行了全面清算和控诉,正如有的读者所说,当年“地主还乡团”是以刀枪为武器,对翻身的农民进行反攻倒算,夺回全部财产,疯狂屠杀迫害分田分地的农民;今天《软埋》这本书则是以笔为刀枪,向土地改革分田分地的广大贫下中农进行政治上、道德上、人性上的控诉与清算,这实在是匪夷所思。

二是一位偏居于西南边陲的诗人雷平阳,一直在创作一些以所谓“乡愁”为核心的诗歌,像《杀狗的过程》等等。但什么是真正的乡愁?那触动总书记情怀、时时挂在嘴边的乡愁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们说,这乡愁是让人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浸润在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里,浸润在中华民族的成长历程里,浸润在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里。而绝不是以乡愁为幌子,无端影射、讥谗社会。这就不是乡愁,而是污泥。

首先,作者对土地改革的群众运动进行妖魔化的渲染和深仇大恨的控诉。《软埋》以川东地区土改这一真实时空作为写作背景,围绕控诉土改的中心主题,分两条线展开:一条线是大地主女儿、儿媳丁子桃,在地主第二天要被批斗之前,婆家全家在极度恐惧中自杀后,她按公公事先的安排出逃,慌乱中落水,被救后失忆,50多年里一直失忆,却又在潜意识里刻下了对土地改革中娘家、婆家遭受残酷斗争的深深印记,始终生活在恐惧之中。作者为她设计了一个突然恢复记忆却又处于失语的状态,让她的记忆从现实穿过“十八层地狱”,一层一层地揭示土改时被“打入地狱”般的悲惨情景。通过这一条线索,作者描绘了川东地区陆子樵、胡如匀、李盖五三个地主家庭,和丁子桃丈夫吴家明的父亲山西地主董某,在土地改革中遭残酷“灭门”的恐怖和血淋淋的悲惨过程。

三是方方的小说《软埋》。这是新近扔进文坛的一颗臭弹。之所以这样说,一方面是因其历史观的错乱而引起社会上的广泛批判,另一方面是因为现代传媒的深度参与而激起了正邪双方的激烈较量。在历史面前,既不需要涂脂抹粉曲意逢迎,也不允许乱泼脏水恶意污蔑。《软埋》企图以文学化想象手段重新编织历史,以文学化修辞手段重新评定历史,从而达到拆解历史、否定历史的目的。

作者笔下的另一条线是叙说丁子桃和吴家明的儿子青林。他通过阅看已死去的父亲留下的日记,以及到川东地区实地寻访考察,沿途的老人介绍和最终找到陆子樵一家自杀“软埋”的陆家大院现场,成为至今无人敢往的“鬼屋”,与他母亲爬越十八层地狱的描述相互印证,从而强调了土地改革残酷暴行的真实性。

一、《软埋》以隐喻手法解构历史、影射现实,反映了作者背离唯物史观、随意编排杜撰、误导大众认知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

作者为了把她假造的历史真实化,在《后记》中更是讲得十分直白。她说《软埋》这个题目和人物原型就是她一个朋友母亲的真实故事。她写道:“我小说里写到的土改部分,正是她母亲的一段历史。非但她家,我自己的父母家,我诸多的朋友家,以及我四周很多邻居的家人,无数的无数,也都共同经历过。他们的人生各不相同,但他们背后家人的不幸却几近雷同。而株连到子女们,延展开来难以计算。”

隐喻是一种修辞法。通常的解释是:隐喻是在彼类事物的暗示之下感知、体验、想象、理解、谈论此类事物的心理行为、语言行为和文化行为。在《软埋》中,触发暗示作者形成隐喻的“彼类事物”是什么呢?就是作者从友人处得到的“她母亲故事”和方方自己的“家族史”的影子,由此出发,她开启了感知、体验、想象、理解、谈论“此类事物”的写作机器,正如她在《后记》中说:

这就表明,她在《软埋》中对土改的清算与控诉,一是生活的真实、历史的真实;二是小说中所描述的四家地主被灭门,不是土地改革中个别违背党的政策的过火行为,而是“无数的无数”这一普遍现象,是土改的本质真实。当年中国的地主竟有“无数的无数”如此之多,真是方方女士一个伟大发现。果真如此,就不是少数地主压迫剥削广大劳苦农民了。这岂不就是颠覆了土改了吗?

“我小说里写到的土改部分,正是她母亲经历过的一段历史。非但她家,我自己的父母、我诸多的朋友家,以及我四周很多邻居的家人,无数无数,也都共同经历过。”

其次,《软埋》极力美化地主阶级,否定土地改革的合理性。通观全书,我们未看到作者严肃揭露批评地主对广大贫雇农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的文字,行文中涉及到川东其他地主,也都无明显罪行。相反,几个地主头子,都是对农民行善积德,有的计划要帮助村里农民修路,将自家庄园划出一块为农民办学;有的帮助解放军剿匪出钱出粮;有的是一辈子“勤劳善良”;有的读书修身,具有良好的文化修养,有风度,有尊严。他们都同本地本村的农民相安无事,无仇无怨。陆子樵还能让村民签名具保书,向土改工作组请求不要斗争他。作者还刻意描写地主家庭内部主人与佣人、长工、陪嫁丫鬟之间的亲密关系。陆子樵决定全家自杀,没有一个人不愿意陪葬的,他安排护送胡黛云出逃的长工吴童,对陆家感恩戴德、忠心耿耿。陆家人自杀后的50多年间,他一直守护陆家大院“软埋”的冤魂,成为一个“疯老头”后仍然忠心不改。作者就是这样控诉土改,使得“好人”、“善人”招满门灭杀,是多么的不仁不义,是多么的伤天害理,是多么的残忍狠毒!而稍有历史知识和生活经历的人都知道,这些地主形象都是《软埋》作者的欺世之作。封建地主阶级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之一,是剥削广大贫苦农民的吸血鬼,其中许多人恶贯满盈。电影《白毛女》中的黄世仁才是真实再现了地主的吸血鬼形象。《软埋》试图将《白毛女》所揭示的“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一深刻主题彻底颠覆,真是可笑不自量。

从这里,我们无法得知作者所表达的“无数无数”这一概念是何等含义,难道作者住家周围上代人恰恰都是土改的对象不成?面对中国土地革命这样宏大的历史叙事,作者选择的创作入口是中国特定历史时期、历史阶段被打成“地富反坏右”阶层的人生经历。作者以“现时的同情”取代了大革命年代的血与火的斗争,以心理分析法的想象功能来臆断历史发展的其他可能性,以虚构的人物形象来虚拟重合历史中的人物原型,从而达到随意编排杜撰历史、造成某种“纪录”历史的错觉。

再次,《软埋》把土地改革这场严肃的阶级斗争,着意刻画成地主阶级少数人之间的私仇。陆子樵和胡如匀都曾与破落地主争夺土地,而破落地主的后人参加了革命,带人回乡公报私仇,才有了陆家、胡家被“灭门”的悲剧。这就抹杀了土地改革的革命性质,抹杀了农民阶级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正义性质。

二、《软埋》以象征手法篡改历史、折射现实,暴露了作者背离历史辩证法、否认历史进步、抹黑贬损现实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想。

或许有人说,《软埋》也正面写到解放军刘晋源及两个儿子和川东剿匪。但她写的这些,都是为写四家地主被“灭门”服务的,是为她把捏造的故事和人物勾连起来服务的。

象征是从具体向抽象的延展。在这方面,《软埋》的叙事逻辑是:以土改之后地主阶级所遭受的“不公正”为判断依据,来反证土地革命的“恶行”;从刻意怀念民国时期地主阶层的闲适生活为情感依据,来判定民国时期地主家庭是“充满人情味”的“乡愁”之源,而将新中国象征为“地狱”,且为十八层之深。这何止是居心叵测!

从以上粗略的解析可以看出,《软埋》作者假造历史是何等的离谱,其地主阶级的立场、观点、情感是多么的鲜明!这不是对土改的反攻倒算又是什么?

历史的发展自有其规律性。肯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就是肯定人类自身在各自条件下改造命运的可能性,就是肯定社会历史演化的可能性。否认历史的发展规律,就会偏离解释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软埋》将女主人公丁子桃在新社会的经历喻为十八层地狱,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隐喻,而是一个刻意为之的象征。这样的象征遮蔽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民族独立、民族解放的艰苦卓绝的历史岁月,遮蔽了新中国成立后广大人民群众翻身得解放的风卷云舒、扬眉吐气的喜悦,遮蔽了中国现代革命史的必然发展趋势。

二、伟大的中国土地改革不容否定,《软埋》的政治错误必须严肃批评

第一,对新中国革命史缺乏应有的敬畏。保持对新中国革命史的敬畏,也是对我们现实生活的敬畏,是对历史连续性的敬畏。如果一味抱着偏激的虚无主义态度,只看到现实中的“恶与缺点”,将其诬之为“苦难的岁月”,并口诛笔伐,那显然是与历史规律相背离的。

1、中国土地改革具有极大的历史合理性和社会进步性。中国封建社会具有两千多年的历史。长则几百年,短则几十年,就发生一次王朝更替,其基本原因就是地主阶级的统治集团依靠广大农民起义力量,在刚取得政权时,向广大贫苦农民做出一些让步,抑制地主阶级豪强势力对于农民的土地兼并,减轻地租对农民的剥削。不久,王朝的控制势力衰减,地主豪强又开始新一轮的土地兼并,加大对佃农和雇农的残酷剥削,广大农民没有了活路,被迫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以帝王为总代表的地主阶级,迫使地主阶级又一次让步。中国历史上几十个大大小小的王朝如此更迭往复。正是这种万恶的封建土地制度,阻止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以致在西方进行第一次工业革命时,中国就彻底落后了。广大贫苦农民始终未能根本解决温饱问题,地主阶级造成了太多太多的人间惨剧。

第二,创作思想、创作方法极端片面。文学作品反映历史,必须将其放到特定的条件下进行全面综合的考察,而不能脱离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历史要求。否则,只会得出以偏概全、有失公允的结论。

所以,消灭封建土地制度,“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早已是人民的呼声,是历史的呼唤。它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张,也是孙中山先生及晚清以后无数仁人志士的主张。我们要看到,在新中国成立时的1949年前,7%的地主、富农,占有全国农田的一半以上。而占农户人口的57%的贫苦农民,人均所占土地只有地主占地的1/40。让这样的极不公平的土地制度延续下去,就是延续中国广大人民的苦难,就是延续中华民族的沉沦衰亡。

第三,情绪化理解历史、情感化定位历史。马克思说:“历史不是作为‘源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而告终结的,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强调要“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实践才是标准,而自我意识、自我想象、自我臆造不过是由实践决定的“物质的结果”而已。

中国共产党是最具有历史担当的政党。她领导了两次土地革命。第一次国内战争,也称为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胜利后,立即在根据地和解放区进行了土改,取得全国政权后,除西藏等少数地区外全部进行了土改,在中国土地上永久终结了封建土地制度,砸掉了千百年来套在广大农民颈上的枷锁,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翻身农民的劳动热情,农村经济迅速发展,一些地区连绵不断的匪患也随之被彻底剿灭,农村安定祥和。“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在土改中又一次得到了证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战胜强大自己多少倍的国民党,正是因为在推进土地改革中,进一步赢得全国民心所向。正如一首歌中唱的:解放战争中,农民把“最后一袋面,留作做军粮,最后的好儿郎,送去上战场,最后的老棉袄,盖在伤员身上。”正是土地改革为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也为社会主义改造和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软埋》以纯粹想象的文学文本,企图质疑和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的正当性合法性,这已经超出一部文学作品的界限了。

2、中国土地改革的历史进程不容抹黑,善恶是非不容颠倒。土地改革自始至终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进行,有组织,有领导,有法律政策规范,有实践经验借鉴。土改最先是在较稳定的解放区和抗日根据地进行的。在取得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于1948年前后,党中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等一系列法规政策,并且在实际工作中得到认真的贯彻落实,同时又及时总结推广经验,及时纠正个别的具体做法上的偏差,包括斗争中的过火行为,如“地主不分田”或者“地主分坏田”等等。当时,也有的贫苦农民在控诉恶霸地主时怒不可遏,冲上去打骂地主的事情总是难免发生的,但绝大多数都得到土改工作组和农民协会的纠正和制止。从总体上说,农民控诉和斗争地主是悲愤而又理性、克制的。起初,贫雇农还是怕地主报复的,有仇有恨有诉求,但不敢站出来斗争,祖祖辈辈受剥削受压迫,敢怒而不敢言。经土改工作队组织农民诉苦,算账,当时,工作队教农民唱《谁养活了谁》这首歌,教一句讲解一句,唱得农民热血沸腾,唱得眼睛发亮。有了阶级觉醒后,农民群众就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在农民觉悟前,土改工作队绝不包办代替;农民觉悟后,则引导他们听党的话,按党定的规矩行事。

三、树立为人民书写历史的创作立场,深化对文艺创作中历史虚无主义的研究和批判。

我本人年纪不是很老,但也可以称得上家乡土地改革的亲历者之一。我清楚地记得,当时被枪毙的地主很少,凡是被枪毙的都是恶霸地主,有杀害农民或直接迫害农民致死的“有血债”的,罪大恶极、民愤极大,不杀不能平民愤的。即使是这些恶霸地主,也必须经农会组织农民充分民主讨论,一致要求枪毙的,还必须经县、市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召开农民大会斗争地主,也只斗地主一人,而不是把全家老小都拉到台子上斗。土改工作队和农民协会骨干还找地主谈话做工作,动员他们把家里的地契等拿出来,农会则在工作队的指导下,经过充分讨论,在得到绝大多数农民认可后,实行土地的公平分配。地主也同农民一样,根据人口多少,分得相应的土地。《软埋》所说的杀灭地主满门的事,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沉渣泛起,在学术研究、文艺创作、舆论传播诸领域蔓延渗透。在文艺创作领域,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五花八门,奇奇怪怪的诗歌,不着边际的散文,乱发议论的杂文,胡编乱造的小说,以雷人情节博人眼球的影视剧,网络媒体各色各样的段子等等,裹挟着各种利益需求、政治诉求和“变天”欲求,通过各种传媒平台,聚啸而来,惟恐形势大好,唯恐天下不乱,虽总是铩羽而去,但往往贼心不死,动辄卷土重来。究其本质,无非就是通过虚无历史达到搞乱思想、搞乱历史、搞乱社会的目的,达到否定党的领导、否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常言说万变不离其宗。对此必须保持警戒之心,拿起理论的武器持之以恒加以批判。

结束封建土地制度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确确实实是发生过、经历过血腥和暴力的,但那是发生在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战场上,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以贫苦农民为主体的人民军队消灭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无数战役战斗中,是在三大决战中。把国民党军队从根本上打垮了,我们党才开展大规模的土改。所以,土改阶段对不拿枪的地主是不需要暴力的。

忠于人民,让文学作品真正成为“信史”、心史。“六经,皆史也。”“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为文为艺岂可不慎?岂可乱来?撮其要,就是在文艺创作领域也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树立为人民书写历史的创作立场。

如果我们把中国的两次土地革命联系起来看,倒是让我们看到一幅幅“地主还乡团”穷凶极恶地报复分他家田地的贫民,杀的杀,关的关,血淋淋,令人不忍卒睹。电影《闪闪的红星》中的胡汉三,就是基于生活的典型形象。值得指出的是,“地主还乡团”不仅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从苏区转移后出现过,在解放战争时期,有的地方进行了土改后,解放军大部队调动了,“地主还乡团”同样疯狂过。可是,以土改为题材的《软埋》,却对“地主还乡团”的罪恶只字不提,反而捏造事实对善良的翻身农民肆意进行妖魔化。

毛泽东同志曾言:“要特别忠于大多数人民,孝于大多数人民,而不是忠于少数人。对于多数人有益处的,叫做仁;对大多数人利益有关的事情处理得当,叫义。对农民的土地问题,工人的吃饭问题处理得当,就是真正的行仁义。”

3、《软埋》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产下的一个怪胎。《软埋》得以问世,并得到一些人的吹捧,绝非偶然,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特别是历史虚无主义长期滋长蔓延的必然恶果。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支魔剑,伸向中国人民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领域,肆意横行多年,从抹黑领袖和老一辈革命家,到抹黑否定革命英雄、民族英雄;从告别革命、告别崇高,到为民国唱赞歌、为殖民侵略洗地;从否定土地改革到否定社会主义改造,从“汉奸有功”到咒骂“爱国贼”,看似荒唐而又十分混乱庞杂,但其政治企图却十分明晰,那就是颠覆,就是通过“挖根”、“挖墙”颠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全部革命历史、建设历史,进而呼应国外敌对势力煽动“颜色革命”,以达到他们梦寐以求的颠覆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颠覆社会主义的合理性,“西化”、“分化”社会主义中国的目的。

反观《软埋》,哪里表现出对大多数的农民和工人的仁与义?不仅没有,有的简直就是愤怒和控诉了。所以,立场问题是关键问题,立场不正,就解决不了文艺“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问题,就不能拆除“心”的围墙,做不到“心入”、“身入”、“情入”,就写不出令人广大人民群众满意的“信史”、心史。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尽管受到党和人民的有力抵制和批评,但仍在以各种形式滋长蔓延。除了在历史研究领域,在讲台、论坛上不断欺骗毒害人们,近些年在文学创作领域也表现得十分猖獗。为地主阶级翻案、控诉土改的小说《软埋》只是其中最新出版、最露骨的表达罢了。在此以前,有《活着》、《生死疲劳》、《白鹿原》、《古船》等等。长期以来,这些作品基本上没有在主流媒体上受到有分量的分析批评,也未听说其所在单位党的组织对此有过批评指正,有的人反而获得了很高的地位、炫目的光环,有很多粉丝和吹鼓手。这就在客观上产生了一种导向,写这类颠覆历史的东西可以出名得利,可以风光无限。可以说,《软埋》正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产下的一个怪胎。据了解,身为湖北省作协主席的方方女士,写作的政治倾向原本是比较好的,写过若干较好的作品,有人说她是改革开放以来比较突出的四个女作家之一。从《软埋》也可以看出,方方还是有一定的文学功力的,结构和语言都有一定技巧,可惜一旦有了观风求利求大奖的动机,一旦堕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污泥潭,那就愈有艺术性也就愈有危害性。这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学界的政治生态还未根本好转?实在令人忧心。

坚定自信,以大情怀创作属于时代的大作品。历史虚无主义渗入文艺创作,炮制了一批没有思想、没有理想、没有价值观、没有深度、没有本质、没有是非的作品,炮制了一批颠倒黑白、嘲弄崇高、诋毁现实、否定历史的作品。“艺者,道之形也。”“文之道,时为大。”站在当今时代的制高点上,有修为的文艺工作者都应坚定中华文化自信和中国革命历史自信,心系民瘼,畏天悯人,以时代之大情节、大悲欢,大情感,完成真正属于我们这个历史时代的大作品。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软埋》出版在2016年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分关心文艺战线。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鲜明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方向,在后来的有关思想政治工作的各种会议的讲话中,他又语重心长地谈到文艺工作的创作方向和责任任务,谈到“四个自信”。广大人民群众多么期待和欢迎更多一些如最近播出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以及去年《绝命后卫师》等弘扬正气、正能量的作品啊!可是《软埋》竟在最高级别文学月刊上发表了,并很快又大数量地出版发行单行本,同时受到一些主流媒体的毫无原则的吹捧。我们迄今未听到,中国作协方面有任何分析批评《软埋》的文章,或持批评的态度。试问,中国作协是如何学习贯彻习总书记指示的?各级作协党组还管不管干部?还管不管创作导向?党员作家还要不要遵守党的纪律?

重视批评,将其作为破除历史虚无主义倾向的重要思想阵地。文艺批评是理论武器,而不是互捧互吹的“酒器”。对文艺创作中的历史虚无主义,必须拿起批评的武器进行回击,揭其本质,暴其丑行。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对各种不良文艺作品、现象、思潮敢于表明态度,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敢于表明立场。不因《软埋》的作者是“作协主席”就噤声不语了,也不因其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就光唱赞歌、拔高调了。文艺批评必须回到正确的轨道上,少做评功摆好之语,多做振聋发聩之论,如此才有益于世道人心,有益于文艺自身的进步。

三、几点建议

(作者系红旗文稿杂志社副社长;来源:红色文化网)

1、建议有关部门和中国作协组织作家队伍确实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一系列重要指示,真正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写作方向树立起来,在思想上清楚资产阶级自由化、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观、抽象的人性论等错误思潮对文艺创作思想的侵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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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关部门和各级作协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武器切实用起来,促使文艺创作沿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指引的方向发展。许多同志都认为,现在太缺少像样的、负责任的文艺评论,人们看到的大多是庸俗的吹捧与自我吹捧,即使有一点批评,也无关痛痒。要培养和重用一批青年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这是繁荣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必要条件。

3、要像其他工作部门一样,建立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各级党的组织要负起责任,文艺作品的相关传播平台也要负起责任,失职应当受到追究。党员要守党纪,文艺界不应有不受纪律约束的特殊党员。不是党员的干部也要受到政纪的约束。

4、建议在一个适当的时机,对于集中表现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的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反面典型的解剖分析批评,用于教育团结作家艺术家。要改变那种对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作品不敢批评、怕批评反而扩大其影响的认识误区。其实,“不理睬”的冷处理就是不处理,就会形成放任,实践证明社会效果是不好的。要学习邓小平同志在上世纪80年代批评《苦恋》、《河殇》等错误作品的鲜明无产阶级立场与彻底的唯物主义的态度。只有经过批评与必要的思想斗争,才能达到教育团结绝大多数作家艺术家,同时也教育广大人民和青年的目的。如果放弃严肃批评,总是忍让和迁就,其危害是很深的,会把人们的心和力搞散,被国内敌对势力进一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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