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文学天地 2019-11-16 00:43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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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贵宾会2999】即便如此在今后的工学史上,

一、引言

,中国著名和新疆知名的文学评论家作家汇聚乌鲁木齐的天山饭店,参加由自治区宣传部和自治区文联的主办的“天山文艺评论”的论坛,与会的有雷达、孟繁华、田青、耿占春等等,会上,雷达先生做了关于“新世纪的文学生态”中国的文学精神的发言。孟繁华先生做了“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发言,田青做了“记住昨天是为了我们的明天”的发言耿占春做了“小说与社会”的发言,他们精彩的演讲赢得阵阵掌声。并使新疆诸多的作家和评论家对自己的文学创作观念有较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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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作家网站对孟繁华先生做了访谈。

编者按:

孟先生谦和睿智风趣,在他住的房间中,我们对话面对面!

陈思和先生是复旦大学教授、当代著名文艺评论家,对文艺理论及当代文学现象有着细腻而深入的研究。本报记者日前就当代文学现象、好的文学作品如何发生、如何推动当代文艺繁荣以及文艺评论所应起到的作用等问题采访了陈教授。

二、访谈

深刻的记忆

胡杨树:老师您好,听了您在“天山文艺评论”论坛中的激情发言,我敬佩你的渊博学识。我也阅读了你给西部几部长篇的文学评论,知道你对文学的深刻认识。我想知道这次乌鲁木齐之行您参与“天山文艺评论”论坛后,您的最大收获和对新疆文学的期望。新疆文艺工作者应该走什么样的文学发展之路呢?

与好作品联系在一起

孟繁华:谢谢您的夸奖。其实我远没有你说的那么好。应该承认,长期以来我对新疆文学关注的很不够。这里的原因很多,一方面,内地的批评家更多注意的是那些“一线”的作家,或者已经成名的作家;一方面,我总觉得外省作家确实是“吃亏”的,假如同等水平的作家,外省作家被关注起码要比文化中心的作家晚三年。这是一种不平等,但短时间大概还难以改变。

学术周刊:陈教授,您从事当代文学批评,已经超过30年了,可以说见证了当代文学起起落落的漫长经历。回顾您的文学批评历程,有没有令您记忆深刻的文学现象?

这次是我第二次到新疆来。去年应石河子大学文学院李赋院长邀请,到那里举办的高级研讨班做过两个讲座。后来翻越了天山,去过那拉提草原和塞里木湖。新疆的自然风光和民族风情给我印象太深刻了。这次参加“天山文艺评论”论坛,我确实有许多收获。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让我了解了过去我一无所知的新疆文化和所知不多的新疆文学。我第一次听到韩子勇关于“木卡姆”研究的报告,第一次听到沈苇关于“柔巴依”研究的报告、第一次听到关于维吾尔族文学的专题研究、第一次看到夏冠洲等主编的《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史》这样的巨著等等。这些研究太有意思了。要知道,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我们的生活日复一日在复制,每一天的经验几乎没有差别。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经历。没有新的经验,就没有新的想象,没有新的灵感。这对文学来说是致命的。但是,新疆因其历史、文化、多民族等背景的优势,在过去就哺育了许多重要和优秀的作家和诗人。新疆师范大学的教授等主编的《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史》有相当详尽的评价和介绍。比如闻捷、铁依甫江、克里木.霍加、石河、王蒙、杨牧、章德益等;新时期以来写出了重要作品的陆天明、王刚、温亚军等,也是新疆走出来的。现在仍在新疆的许多作家比如周涛、董立勃、傅查新昌、沈苇、赵光鸣、刘亮程、叶尔克西、王伶、陈柏中、丁子人、韩子勇、任一鸣等作家、诗人和批评家,都是文坛重要的人物。我认为新疆的文学已经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散文、诗歌和理论批评接连获得鲁迅文学奖,这在全国也不多见。特别是新疆的文学翻译家对“汉译民、民翻汉”所做的巨大努力,这是难以替代的工作。他们对各民族文化和文学交流做出的巨大贡献感人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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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创作和其他生产方式不同,文学创作是不能预言和规划的。每个作家的情况不同,比如经历、教育背景、美学趣味、关注的题材等不同,他们的写作道路肯定是非常不同的。但我期望新疆的作家能够写出更多的大作品,能够与新疆辽阔的的地域、独特的风情、悠久的历史和多民族文化背景相适应的大气象的作品。但是,杰出的文学作品的出现是需要耐心等待的,甚至是可遇不可求的。但我相信新疆作家一定会写出伟大的作品来。

陈思和:其实,30多年的光阴,文学史上只是一瞬间。有时候一个时代的文学,在某部文学史著作里不过一两页的篇幅就概述过去了。但是20世纪的文学是中国社会从古典向现代转型的开端,这个发轫期来得非常猛烈,辞旧布新,开创了一个新的纪元。虽然在未来的文学史上,这100年可能只是一个瞬间,但是它的重要意义不容置疑,留下了很多问题,也留下了很多思考,会引起未来学术界的长期讨论。

胡杨树:现今文坛,流行“后”,曰80、90后,在80后的小作者以百万元进帐的同时,90后的新秀正悄然冒出。而80后的前辈们——一些中青年作家想出一本书,很多得自己出钱,出了后还很伤心地堆在地下室。即使出版社答应给作者出书,也就是可怜的几千册,据我了解,赵光鸣的小说《乱营街》的版税和稿费也就一万元多一点,说心里话,这一万元还不够创作时的烟钱。罗嗦到这里,我想说的是:所谓的前卫作者和传统作家的生存状态冰火两重天的现象,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它正常吗?能持续走多长时间?

1977年恢复高考,我是第一届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接受教育的学生,后来留校任教,研究现代文学。当时的文学创作尚处在“伤痕文学”的草创阶段,但已经起步。社会正在走向改革开放。文学在那个时代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当下的文学创作与时俱进,迅速反应社会生活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唤起人们对生活的思考。这是现实主义文学最有魅力之处。我被这样的文学深深吸引住了,所以从学术研究中转移注意力,转向当代文学批评。

孟繁华:您说的这个情况还仅仅是指作家的经济收入。事实上,作家面临的困难要严峻得多。90年代以来,特别是大众文化市场形成以来,吸引了更多的读者和观众。这是许多人所说的文学“边缘化”的主要原因,也是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桑塔格、巴斯、米勒等批评家宣布文学之死的重要背景之一。我略有保守,去年我曾写过一篇文章:《21世纪:文学经典的终结》。严肃文学面临的困难可能比我们知道的还要多。因此,现代性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文化消费产品,让每个人都可以在文化消费市场上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一方面,它极大地分流了文学人口,与精神和意义世界相关的文学的读者锐减。这也就是你所说的严肃文学作家生存状况面临困难的原因之一。哈贝马斯说:“现代性是一项未竞的事业”,我们不知道这种情况还要延续多久,但可以肯定的是,以传统媒介为主要传播手段的文学作品,肯定要受到高科技制作的娱乐形式比如游戏、网络等的严重挤压。网上的一个帖子、一桩新闻都有千万人阅读,网络作家可以一夜暴得大名。这都是传统作家难以比较的。所以您说的新疆作家赵光鸣的情况不是个别的。而且我可以断定,这种情况不仅不能逆转,而且会越演越烈。

在考入大学前,我曾经在一家图书馆做过书评工作,但正式介入当代文学批评的,是在1978年8月。当时我的同班同学卢新华写了一篇小说《伤痕》,控诉了“文革”给青年人带来的心灵创伤。小说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我与卢新华关系很好,我们不仅是同班同学,而且还同年同月同日生,这是有一点缘分的。我发表评论文章,肯定了《伤痕》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从这以后,我与当下的文学创作发生了30多年的交集,文学评论成为我的主要工作之一。

我们不能说这种情况正常还是不正常。比如说,汉赋取代了先秦散文、唐诗取代了汉赋、宋词取代了唐诗、元曲取代宋词、白话小说取代了元曲、现代白话小说取代了明清白话说,它正常还是不正常?历史的发展不以任何人的意志而转移。年轻人所喜欢的80后、90后的文字,肯定有他们的道理。在一个“没有经典”的时代,许多文学现象都转眼即逝。可以肯定的是,80后、90后之后,很快有新的能够受到年轻人欢迎的“文学现象”出现,市场的力量大到了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严肃作家在今天坚持创作,确实有一种“悲壮”的意味。但文学是处理人类精神事务的一个领域,它是选择与被选择的结果。当有许多道路可以选择的时候,作家仍然坚持文学道路,抱怨的就不应是外部世界了。

除了“伤痕文学”外,对我来说,记忆深刻的文学现象有过几次:一次是1984年底在杭州参加会议,讨论“寻根文学”。那时候也没有“寻根”一说,是当时张承志发表了《北方的河》这篇小说,贾平凹发表了《商州初录》,阿城发表了《棋王》等,这些新小说不是按照以往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来写作的,却展示了隐藏在生活底层的传统文化的某些东西,这些奇异的文化现象介入创作以后,在小说美学上产生冲击力,形成新的美学视野。这个时候西方文论也开始大量被译介进来,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又一次发生交汇,我觉得自己的学术视野被打开了。我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写《中国新文学整体观》的,找到了一条介入当下文学创作的路径。

胡杨树:关于文学评论的写作方法上,您喜欢那种方式?你最喜欢谁的文学评论方式?我看了李建军的文学评论,他对莫言和贾平凹的那种方式的评论,您对他的这种方式持什么观点?

还有一次是在1990年代,张炜创作了《九月寓言》,在“寻根文学”基础上更加推进了一步。他把民间传说、野地趣味、魔幻手法、当代情怀都熔为一炉,小说文本里处处散发出奇异火苗,传统的文学批评原则与措辞无法解读这样稀奇古怪但又是自然天成的文本。如果说,寻根文学产生的新的小说美学还是粗糙、人工的,那么《九月寓言》形成了炉火纯青的小说美学。我意识到这是一场小说美学的革命,需要有一套新的批评观念和批评词汇,才能真正解读这样的作品,以推动文学创作的创新。结合解读《九月寓言》《心灵史》《长恨歌》等作品,我开始立说“民间”的批评观念和文学史观,进而形成了一套知识分子价值取向的言说。

孟繁华:今天文学批评的方法确实太多了。文学之所以失去了普遍的评价标准和尺度,与方法的过剩有很大的关系。就我个人而言,我可能还是喜欢以文学史作为尺度。或者说,一部作品的出现,以文学史来比较,它给我提供了什么样或者多少新鲜的审美经验,它有怎样的创造性等等。我觉得这个方法更稳妥,它可以更少主观性,可以更客观地对待作品。

再有一次就是新世纪以后的长篇小说井喷现象。新世纪之初,余华的《兄弟》、贾平凹的《秦腔》《古炉》、莫言的《生死疲劳》《蛙》等一大批作品,当然这些作品有的当时是有争论的。抛开这些不说,我们从这里看到了现实主义的创作传统经过“寻根文学”、“民间”书写,又回到了作家创作,并发挥出批评现实主义的艺术力量的创作方法,与以前的现实主义有着区别,它们融合了许多新的艺术元素。我把贾平凹的创作归为一种“法自然”的现实主义,把余华的创作归纳为“怪诞”现实主义。在“法自然”的现实主义一路里,王安忆、方方、林白都是代表性的作家;在“怪诞”一路,还有一位作出重要贡献的是阎连科。莫言也属于“怪诞”一路的现实主义作家。是这批作家把当代长篇小说创作推向了艺术的高峰。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可以作为这一高峰形成的标志。

李建军是一个很优秀的青年批评家。近年来他写了很多的批评文章,而且多有反响。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批评家不是很多。起码他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参照。无论是莫言还是贾平凹,他们都没有批评的豁免权。而且我也注意到莫言对李建军批评做出的回应。我觉得莫言很有风度,这是很了不起的。但李建军对贾平凹的批评可能还是需要讨论的。我觉得贾平凹是我们这个时代很重要也很优秀的一个作家,他的作品当然可以批评,但如果否定的太彻底大概就有失公正了。我支持李建军的犀利和坦率,批评需要这样的批评家。

作为文学评论者,我的深刻记忆都是与好作品的诞生联系在一起的,好的文学作品刺激批评家的观念更新与理论创新,批评家的理论探索和创新反过来也会帮助作家的创作。

胡杨树:新疆的文学评论就象新疆的大地一样,绿洲少,荒漠多。新疆的文学界应该怎么样建设文学绿洲?新疆这样一个省份能建好自己的文学绿洲吗?

跟踪当代文艺的发展

孟繁华:新疆的文学批评远没有您说的那样可怕。其实,象陈柏中、韩子勇、夏冠洲、丁子人、周政保、傅查新昌、任一鸣等评论家,都是有全国影响的文学评论家。陈柏中的小说评论、韩子勇的文学评论和木卡姆研究、夏冠洲领衔主编的《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史》、丁子人的小说评论、任一鸣的女性文学研究等,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特别是傅查新昌的《失衡的游戏》,批评锋芒锐利而率直。他笔锋所到之处,横扫千军如卷席。当然,他的批评也有可商榷之处。但我觉得他没有顾及的批评是值得倡导的。

学术周刊:我发现您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经历很有意思:几乎每隔十年会遇到一批新的作品,然后从中获得了某种启示,使您在理论上获得一次提升。这种创作与批评的关系似乎咬得很紧,也很罕见。您觉得从新世纪初到现在又过去十多年了,是不是又到了一个文学创新的爆发期了?

至于后面的问题不是一个批评家所能回答的。那好象应该是作协或宣传部门回答的问题。

陈思和:这个现在说还早。我在刚才的描述中有一个现象,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我是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我所关注的,或者说,我所见证的当代文学的历程,基本上都局限在这个年龄段的作家。我所跟踪研究的贾平凹、莫言、王安忆、阎连科等,基本上都是50年代生人,最迟是在60年代初出生的作家,如余华、苏童等。我眼中的文学史,是这一代人的文学史。如果你去采访比我更年长的前辈批评家,他们的关注点可能与我就不一样,他们眼中的当代文学史,与我描绘的文学史也是不一样的。由此我提出过“要做同时代人的批评家”的观点。因为同时代的作家与批评家是在同一时代背景下成长的,他们的很多思想观点都比较接近,能够比较准确地把握。但局限也同时存在。批评家对于隔代的文学创新未必就那么敏感。说到这里,我就可以回答你的问题了:我所见证的文学,是我们这代作家批评家从青涩到成熟的整个过程,所以我对这30多年的文学比较理解,看的也比较清楚。往后,因为观察不够,我还不太好说。刚才说到从世纪初到现在差不多也有十来年的时间了。这个十来年中间,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那批作家依然在创作道路上发表重要作品,尤其是贾平凹和王安忆,几乎每一两年就会有重要作品诞生,他们依然是主流文坛的中心话题。但接下去呢?我想,是要有新一代的作家继续在创作,继续发展和繁荣当代文学的。目前70后作家几乎是一个过渡。我更关注的是,在市场经济、网络文学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他们已经拥有很多粉丝,已经形成了相对成熟的世界观和文学观。但是他们的成长与前几代作家的培养模式完全不同,资本渗透到文化市场以后,文学生产机制和作家培养机制都发生了变化,文学的评价机制也相应地发生着变化。这些问题,目前在文学领域似乎重视不够,因为一批资深作家还在发挥中流砥柱的影响。但是在其他艺术领域———譬如影视领域,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媒体有不少报道揭露,影视领域乱象丛生,票房、排名、获奖等评价机制甚至可以被金钱收买,资本的力量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严肃的艺术劳动受到排斥,被边缘化,而粗制滥造的文化垃圾蔓延,受众吐槽……可是,我想,如果需要的话,资本仍然可以迅速制造出它所“需要”神话。关于这一切新出现的问题和现象,理论界没有很好地关注,也没有直面人生地呼吁和揭露,没有认真地调查研究。我们缺乏自觉面对资本渗透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矛盾的勇气。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社会主义文化遗产所形成的传统,如何在今天的新形势新环境和新媒体下让文艺保持活力,继续发挥出积极的进步的力量,这是一个新课题。

胡杨树:新疆的文学创作队伍还可以吧!要举例说明当今全国有影响的作家应该有几个吧?但他们在新疆有了成就后就离开新疆。我和傅查新昌聊天时,他透露也想尽快离开新疆,去到一个环境好的地方创作,我接触的不少作家都有这样的期望,成名后一定要离开新疆,或退休后离开新疆。老师您分析一下,新疆给了他们创作的源泉,但是新疆却留不住作家。新疆在这个方面应该加强那方面的建设?

期待文学艺术的繁荣

孟繁华:新疆有全国影响的作家很多。就目前情况而言,比如周涛、董立勃、傅查新昌、沈苇、韩子勇等,他们的影响就是全国性的。从新疆走出去的红柯、王刚、温亚军等知名作家也是有全国影响的。

学术周刊:您觉得在新的形势下,当代文学的繁荣需要怎样的条件?作家、文艺评论家还应付出怎么样的努力?

作家应该是一个流动的职业,你说很多作家成名后就要离开新疆,但也有很多作家成名或没有成名的时候来到新疆。这种流动性是应该鼓励的。作家只有体会到不同的经验,才能有新的灵感。这种情况不止新疆存在,全国乃至世界,作家流动的情况太普遍了。跨国写作、双语写作的现象也不新鲜。不是新疆留不住作家,是作家的职业要求他们必须“行千里路读万卷书”。因此你一点都不要沮丧。

陈思和:如何才是文学的“繁荣”?可以有不同角度的理解。我说的仅仅是我个人的一点认识。从文学史的经验来看,文学繁荣的标志,首先是要在短时期内涌现一大批优秀的作家艺术家,为什么是“一大批”而不是个别的卓越人才?记得我以前读丹纳的《英国文学史》,里面有论述莎士比亚的部分,原话记不住了,大致的意思是:莎士比亚时代绝不是只有一个莎士比亚是大师,而是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在群峦之巅,才有莎士比亚这座真正的高峰。我想任何时代都一样,只长出一棵大树,不能称作繁荣茂盛,只有大片的森林覆盖,才能被称作自然资源丰富。自然生态如何,文化生态也一样的。我所经历的文学记忆中,伤痕文学时代,寻根文学时代,上世纪90年代走向民间,新世纪初长篇小说的井喷,都是有一批坚实的作品出现,有一大群作家诞生。我说的“一大群作家的诞生”,并不是说他们只是自然形态地生存和工作,而是指他们的创作在一个短时期内突然被社会所关注,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而且有较持久的影响力。譬如当年的阿城、张承志、贾平凹、韩少功、李杭育、王安忆等等,他们大多数属于知青作家(知青作家是更大的群体),但“寻根文学”把他们从知青作家群体里一下子“分化”出来,迅速建构起新的符号系统,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它具有强大的艺术再生能力,对以后的新写实、民间……等等写作运动都有实际的影响。我想,你要在这个意义上理解我所说的“一大群作家的诞生”,这是证明当代文学繁荣的首要标志。

胡杨树:其他老师和新疆作家评论家想要沟通交流探讨的问题,请和我们谈谈.

其次,创作繁荣要建构新的美学范式,建构一种新的话语符号系统。从“知青文学”到“寻根文学”,是改变了一种范式。原来的知青文学基本上是沿着“伤痕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发展来的,题材也比较局限,而“寻根文学”虽然写的也有知青故事,但创作方法、审美观念都发生了变化,成为一种新的文学。艺术境界阔大多了。

孟繁华:如果说还有什么要说的话,那就是我非常赞赏“天山文艺评论”论坛的举办。这是有眼光有效率的学术活动。这种交流非常必要。内地的学者和批评家学到了没有见过的新知识新经验。对地域性经验和知识的重视将会开启他们新的思路和学术视野。

其三,文化繁荣是整体性的,不会仅仅局限在文学创作领域。标志着创作繁荣的新的文化现象会成为一种思潮,要有整体性的推动力量,在影视、绘画以及其他文学种类、文化思潮中同时出现反响。文化现象都是互相牵连互相影响的,背后是一个整体力量的爆发和创新突破,这样才会有繁荣,才会对社会发展产生强烈的推动作用。

胡杨树:老师接受新疆作家网站的访谈,同时希望您经常关注新疆作家,您可以抽空登陆新疆作家网站:www.xjzjw.com

再次感谢!

祝您健康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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